王波明姚依林说证券市场应该民间发起政府
王波明：怀念安老，怀念我们的改革年代
王波明/文（作者为中国证券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编辑：马国川）
8月24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向安志文同志作最后的告别。在现场，我遇到了许多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的领导和朋友。他们都已经白发苍苍，但是依然言谈不离改革。
在回来的路上，安老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还有那些心系改革的白发老人。我想起许多往事，想起那个日渐远去的火红的改革年代，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往事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过。
一、“非干不可”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大包干”很快就见了成效，解决了困扰过去30多年的吃饭问题。另外就是建立经济特区，激发了深圳等地的经济活力。这些都是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边缘革命”。
变革从边缘发生，然后向核心地带蔓延。年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那一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改革进城了”。
和农村改革比起来，城市改革复杂得多，因为它牵扯到价格体系、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企业体制等一系列体制问题，这意味着从20世纪50年代起建立的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都要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如小平同志所说，“改革是一场革命”。
国企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一大重点，做法就是借鉴农村的“大包干”,在企业推行承包制，当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路。现在看很清楚了，改革就是要建立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人民公社为什么没有效率？因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农民没有积极性。承包制让农民的劳动与收益直接挂钩，利益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国有企业里实行承包制，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大家都是挣眼前的钱。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底是股份制还是承包制？争论非常激烈。承包制虽然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无法避免短期行为。而股份制则是一个“永动机”，可以建立长远的激励机制。所以社会上关于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的讨论就多起来了。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零星出现了股票、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柜台、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但是正规的证券市场仍然付之阙如。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我从美国留学归国，和朋友们一起商议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这个想法得到了国内企业界人士，包括时任中国农村信托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等人的支持。
我们起草了一个报告《中国证券市场创办和管理的设想》，中央最高领导人很快批示，要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一次汇报。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中财办秘书长张劲夫主持汇报会，与会者还有吕东、周建南等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规格很高。在会场，我还看到一位面相和善、举止儒雅的老人，他说话很少，神情淡定。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的安志文。
在那次汇报会上，姚依林说，证券市场应该“民间发起，政府支持”。张劲夫说，我愿意去当个志愿兵。但是“政府支持”，哪个部门牵头呢？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都想把此事纳入自己的管辖，最后还是姚依林同志一锤定音，决定由安志文同志领导的体改委牵头，推动资本市场的筹备工作。安老表态说，“看来现在搞证券市场条件不成熟，但是非干不可。”
“非干不可”，不但表明了安老明确的支持态度，也反映了他敢于担当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将近30年过去了，安老当时说话的神情仍然历历在目。
二、好学长者
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简称“联办”）正式成立，证券市场的筹备全面启动。“联办”由国家体改委代管。国家体改委说，我们就当你们的“婆家”，给你们做好服务。
“联办”成立后不久，我到体改委给安老做汇报。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老人家当面交谈。他详细地向我询问国外的情况，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尤其是他对外界事物的好奇，让我深感这是一位好学之士。
后来我才了解到，安老阅历丰富，资历极深。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17岁时就投身革命。年他参与筹建（与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委，是三名专职委员之一。后来他担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参与负责全国基本建设的管理工作，落实苏联援助的项目的计划和建设工作。年他又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负责综合编制长期的和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参与研究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重大问题。他经历各种政治风浪，包括“文革”那样的惊涛骇浪，终能安然度过，实属不易。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安老率领国家机械工业代表团到欧洲考察。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它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显然，这种巨大的差距在安老的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促使他反思计划经济体制。后来他就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期间，就认真总结计划经济运行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63岁的安老来到这个研究、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性机构，后来主持日常工作，开始了全新的事业。他自己说过，“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老老实实学习计划经济，另一件是老老实实学习改变计划经济。”两个“老老实实”代表了一心为国、思想解放的一代人。
这些人对搞计划经济本来是驾轻就熟的，但是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勇于反思过去，与时俱进，探索新的经济体制。如果没有一心为国的精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就像安老，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就参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又要否定自己，探索全新的发展道路。当时他已经年逾花甲，但是仍然保持着对新知识的好奇，努力学习和接受新思想。
虽然现在回头看，道路很清楚，可是当时看不清啊。我们不能以今度古，更不能完全脱开历史去谈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虚心学习，“摸着石头过河”。
安老以资历计，是“超部长级”的人物，可是当年这个忠厚长者经常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聊天，不懂就问。一旦听明白，他就鼓励年轻人大胆地去试。他同时又有硬肩膀，敢担当，“出了事都是我负责”，不推诿不敷衍。这种好学之风与勇于担当的精神，充溢着当年国家体改委。
这种精神，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精神。
三、改革精神
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是火红的改革年代，整个国家都充溢着改革热情。尤其是在基层，改革经常走在前头。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国家体改委每年出一个指导全国改革的《国家体改纲要》，把地方上的改革写进《纲要》，就相当于“追认”这些改革的合法性，地方上就可以据此大胆地继续推进改革。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和结合，使得各项改革措施得以实行，获得实绩。就像安老晚年回忆时所说，“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
证券市场的起步也是如此，用姚依林的话说就是“民间发起，政府支持”。我们当时设想筹建一所规范化的、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选择等诸多方面，我们积极研究设计，国家体改委通过下属宏观司，协调各部委的关系，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
遗憾的是，不久就遭遇了风波。就是在那么严峻的环境下，国家体改委一直在努力推动改革。年，也就是在风波的第二年，“左”的思潮兴风作浪之际，国家体改委还给中央提交报告，说明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产”，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风波之后，紧缩了几年。现在想来都有些不可思议，就在经济那么窘迫、政治那么紧张的氛围下，证券市场居然被设计出来了。
本来，我们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后来由于多种原因，选择了上海。在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的支持下，“联办”积极参与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我还清楚地记得，上海筹建小组在报告中建议，由上海市牵头，请“联办”的同志协助，朱市长还专门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合作”。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此前不久，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开业。
“联办”还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在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下，年12月实现了国内六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交易。
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的STAQ相继投入运营，以“两所一网”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证券市场牵扯到投融资体制改革、企业体制改革、税制改革等各方面。所以好多人评价说，建立证券市场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带动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企业都不愿意缴税，但是建立证券市场后，要想上市，必须先补齐税款，这样企业缴税才普遍起来。
假如没有体改委的鼎力支持，仅有“联办”这支“民间力量”，证券市场是不可能那么快、在那么紧张的政治环境里建立起来的。
四、改革故事
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法人股市场，都是在国家体改委主持下做出来的。
年底证券市场的建立，推动了企业改革。自从年公私合营以后，企业都是国有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没有股份制企业。安老曾回忆说，年他出访欧洲时，一位捷克经济学家告诉他，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是政府的附属，中国的经济是指令经济。
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运行以后，全国并没有很多股份制公司。于是，从国家体改委到各省体改办都帮着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转成股份制公司，这样才能上市、才有股票发行。到今天，中国有家上市公司，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建立后，“联办”又建议国家体改委进行国债发行改革。此前政府发行国债，都是强行摊派，民众怨声很大，全国人大对此也有很多意见，每年都讨论。我们研究发现，债券其实是很好的产品，有国家信用担保，利息比银行储蓄还高。于是在国家体改委支持下，“联办”寻求建立国债流通市场，以带动国债的市场化发行。
年发行国债亿元，财政部国债司拿出40亿元委托“联办”来做国债市场化发行试点。我们组织了二十几个人，把道理讲给那些国内的金融机构，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和证券公司，它们马上就接受了。可是人民银行坚决不同意，打电话要求那些信托投资公司取消参与那次发行。在压力下，财政部国债司也开始犹豫起来。当时我们已经预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签字仪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于是，我们冲到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办公室。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直接给财政部部长王秉乾打电话说，这是一个改革试点，不能被撤销。这事已经做到这一步了，一定要进行下去。结果在国家体改委的协调下，40亿元国债很快就顺利发行完毕。
要知道，每年发行国债都是一件大事。国务院成立国债发行办公室，总理亲自担任主任，各级政府层层如此，据说全国发行国债体系有万人。尽管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却在短时间里就完成了40亿元的市场发行工作。在以后的两三年里，财政部和我们继续深化国债的市场化发行，到第三年完全实现了市场化发行，终于结束了国债摊派体制。
这件事说明，改革其实并不复杂，困难在于各种机构之间利益错综复杂，难以协调。假如没有体改委这样超脱的改革机构来协调推动，国债发行改革就很难启动，国债流通市场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来。
国家体改委也支持了法人股市场改革。当时证券市场能流通的股份只有一部分，法人股不能流通，因为僵化的意识形态认为法人股流通就是私有化，于是形成了股权分置的格局。我们认为法人股也得流通，但是又不能触动意识形态禁忌。怎么办？我们就向国家体改委提出来，能不能进行一些法人股的试点，让这些股票在法人之间进行流通。
当时的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以及其他的副主任听取汇报后，觉得很有道理，同意试点。年体改委文件就提出，“积极试点法人股市场”。我们筹划和组织了在全国范围内定向召募法人股份的最早一批，包括玉林柴油机、海航以及小天鹅洗衣机等企业，推动并组织了第一个专门的法人股流通市场。虽然后来法人股市场停了，但后来在我们最早的法人股市场“老三板”基础上，“新三板”成长起来，现在已有1万多家上市公司。
想当年，我们“联办”这些人经常去体改委，不是汇报工作，主要是想干什么事，在业务层面寻求支持。体改委也总是从善如流，而且坚决支持。那时候在体改委支持下，我们这些搞改革的人很过瘾。没有废话，没有扯皮，说做就做。
五、时代传奇
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中共十四大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中国重启改革议程，从此进入改革的快车道。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增量改革，90年代的改革就是“整体推进”，因为股份制、银行体制、投融资体制、税制等各项重要的市场化改革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国家体改委主动为国务院提供改革方案，国务院也很倚重体改委。体改委除了提出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协调。各部委的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经过体改委协调后才能上报。
国家体改委没有既得利益，也不掌握具体的项目审批权，最大的部门利益就是“推动改革”。在地方，一个副省长的专用账户可以动用两三千万元的资金。可是在国家体改委，连20万元都找不到，真是“清水衙门”，因为没有谁去“孝敬”体改委。国家体改委的那种廉政之气，那种待人接物之风，现在很难看到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有了长足发展。当然，每一场改革都是攻坚战，触及各方面复杂的利益。如果没有改革的勇气和智慧，是很难完成的。正是完成了这些改革，在年前后中国才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从而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遗憾的是，改革还没有完成，改革就“革”到了体改委自己头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体改委被撤销，改设为政府内设机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五年后也被撤销）。
从年到年，国家体改委存在的16年，这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性的16年，体改委矢志不渝地推动经济体制转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回顾中国当代改革史，国家体改委堪称中国改革的“总参谋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有大幅进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国家体改委这个真正超脱的、没有部门利益的改革机构，它以改革为志业，筹谋改革全局。假如没有国家体改委奋力推动，没有安老、陈锦华这样的一批改革老人鼎力支持，中国改革的面貌肯定大不相同。
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里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个非凡的、动人的故事。”国家体改委在这条道路上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缔造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六、仁人志士
年8月，安老离开国家体改委领导岗位，到中国体改研究会（以下简称“体改会”）上班。“联办”是体改会的理事单位，所以我仍然不时到研究会拜访安老，也去过他那个简朴的家，多次和他面对面聊天。
安老常问“现在经济形势怎么样啊”之类的问题，对中国改革前途的殷殷关切溢于言表。他说，“改革的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目的是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必须使老百姓得到实惠。”他认为各项改革要同步，在缺乏监督和法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有可能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这些警醒之语，每每让我深思。
即使耄耋高龄，安老还是坚持每天到体改会上班。那座灰色的旧楼里没有电梯，他爬楼梯到办公室，看文件，和人谈话。他一直保持着学习精神，特别愿意和人探讨问题。因为双耳失聪，他就在办公室挂了一个小黑板，让人在上面写，通过这种特殊方式“交谈”。他思虑深远，思考的都是关系到改革前途和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满怀天下之忧，不以一己得失为念。
我非常崇拜安老。他一辈子从实际出发，又有远见卓识，老成谋国。有一位老领导评价安老“厚重稳健”。这让我想起汉初的政治家周勃，汉高祖刘邦就称赞周勃“厚重少文”。
安老曾诚恳地说，“我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国家做点儿事情。”话语朴实，却表明了他的毕生志向，而这个志向与年以来中国的无数仁人志士是一致的。自晚清以降，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推动古老中国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愈挫愈奋，百折不挠。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喻为“历史的三峡”，“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历史的必然”（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改革开放为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快了几度被中断的现代化转型。多年以来穿越多少惊涛骇浪，现在中国这艘巨轮正在逼近“历史三峡”的出口。
明年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回忆当年，改革激励了多少人参与其中，大家为了改革而奋斗，忧乐与同，不计得失。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未来中国要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根本还是要依靠改革。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安老去世，我感到很悲伤，因为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衷心敬仰的长者，也离那个火热的改革年代越来越远。所以，我怀念安老，怀念那些为国家兴旺而奋斗的改革老人们，也怀念充满了梦想和激情的改革岁月。
谨以本文献给安老，献给体改委，献给火热的改革年代！
（本文刊发于年9月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高尚全：追思安志文同志
安老有一句名言：我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学习计划经济，搞计划工作；第二件事是改革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这句话概括的很好。安老的前半生，担任过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都是在兢兢业业地搞计划经济。安老后半生担负的任务，都是改计划经济，通过改革走向市场经济。
年春天，国务院决定，根据工作的需要，撤销国家机械委，成立国家体改委。安老当时是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就服从组织安排，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当时国家体改委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拟订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因为时任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兼任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在年至年期间，安老实际是体改委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年，我也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年中央任命我为副主任。从年起，安老就领导和指引我，一起为改革奋斗了35年。从体改委到体改研究会，我在改革方面的工作，一直得到安老的大力支持。譬如我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向中央提出关于把商品经济纳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建议和十五大前，我向中央提出把“自由和人权”纳入十五大报告的建议都是在安老的大力支持下上报的。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向国内报送了一份《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我们的对策》的报告，安老还专门写了向朱镕基总理推荐信。安老的精神，点点滴滴蕴含在安老为改革、为改革者所做的工作当中，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我们要学习安老脚踏实地，踏踏实实搞改革的精神。安老担任过国家计委副主任，对计划经济的弊病，体会深刻。年国家计委成立时，安老是三名专职委员之一，15位委员中有两位副总理，还有除东北之外的五个大区的主要领导人。国家计委是和政务院并行的机构。当时的主张是，中国要完全按照苏联模式来搞计划经济。再到六机部和建委，都是按照计划经济来搞的。计划经济是统制经济、指令性经济，就是命令企业如何来搞生产，计划就是法律，搞的很死。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由部里安排，企业就是一个车间，没有自主权。开会、发文件是部委调配资源、搞计划经济的工作方式。一机部一年发文件用掉的纸就重达8吨重。对此，安老曾经说过，当初，中国为什么要搞改革呢？是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弊病的；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呢？是因为过去长期闭关锁国。安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7年。到年4月，安老的政治监护被解除，他在年上半年，就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年，他又向李先念提了一个要求，说现在要对外开放，国外的情况自己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让他出国考察?李先念很快就让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组织一个政府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考察，发现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要改革，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在也在搞改革。国外考察对安老的影响很大，使安老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安老刚逃脱樊笼，就要求学习、要求去国外了解情况，对计划经济弊端进行进一步的证实，这样的认真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改革者。我们的改革是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起步的。正是由于安老对计划经济弊病的深刻体会，对国内外差距的直接了解，所以在后半生搞改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安老作为改革战线的领导者所提出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体制下突出的弊病，有的放矢。这些改革的方向、措施、方案，都是直击计划体制的痛点，改革的成果直接体现在企业效能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国际差距的拉近上，改革的每一步都踏踏实实，从来没有什么虚假的成分。安老的脚踏实地，踏踏实实搞改革的精神特别值得新时代的改革者来学习。
我们要学习安老注重实践，认认真真搞改革的精神。我国的改革事业，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一个落后的计划经济国家的双重转型之路在80年代并无可供完全借鉴的现成经验。改革的推进需要解放思想，但是不了解国内外情况、不经过实践检验的拍脑袋改革方案如果骤然推广，则大概率带来改革的失败和改革成本的提升以及改革时间窗口期的浪费。主持体改委这个核心改革部门的安老既是思想解放的改革者，又是特别注重实践，注重了解国内外情况，认认真真推动改革的践行者。安老后半辈子改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第一靠基层实践，第二是熟悉计划经济弊病，第三是知道外部的经验。
安老特别强调实践，特别强调要总结基层经验，所以在体改委设立了试点司搞试点。他在体改研究会确立了一个规矩，经常要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开年会最好在取得改革成功经验的地方。安老说，我们过去的成功都不是按照规划，而是群众的首创精神，经过改革实践，总结推广来的。中央只是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则，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宽容改革失败，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实际上，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安老的思想很解放，不仅重视国内基层经验，也很重视国外经验，他提出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吸收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做到的。“巴山轮会议”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不久后，参与发起的一个重要国际会议，科尔奈、布鲁斯、林重庚等著名“转型”经济学家都参加了本次会议，安老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会后，安老向国务院总理报送了《关于“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对我国改革有参考价值的几点意见》。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对将来要实行“宏观间接调控”的观点很重视，同意写入同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继而在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我们要学习安老亲自动手，勇于担当搞改革的精神。作为80年代改革核心部门的实际操盘手和推动者，安老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从来不是一个躲在幕后明哲保身的领导者。在改革的研究、决策和推进过程中，安老从来当仁不让地站在第一线，为改革探路、为改革者遮风挡雨。体改委对商品经济、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股份制、证券市场等现代经济的“四梁八柱”的规划，几乎都是由他牵头调研和提出方案的。体改委有一项任务是要加强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特别是改革的目标模式与路径研究。为了方便开展国际交往，了解国外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信息动向，促进国内的经济改革理论研究，年2月，在安老的提议和主持下，报经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国家体改委主任同意，成立了中国体改研究会。安老自己作为体改委副主任，先后兼任了体改研究会第一、二、三届会长。年，我在参加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建议把“商品经济”的概念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起草小组有人不同意。我建议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研究所的名义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经安老同意和支持下，会议于九月初成功举行。会上，与会者提出了一些突破性的观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并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等等。我给中央的报告提出：“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这就是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针对无所不包的计划方式提出的，而且，这个提法不科学，因为计划经济作为制度，市场作为方法，两者不协调。或者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或者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最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安老说，这一提法用传统提法包装了新的思想。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邓小平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文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把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说出来了。
我们要学习安老清廉自守，干干净净搞改革的精神。安老的挽联上写着，“终生求知好学务真务实心底无私一生光明磊落对人对事清白无瑕”。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生为政清廉，只是抽点烟，酒也不喝。家属无大官，也没有亿万富翁，就是老百姓。安老长时间处于改革战线的领导岗位，诸多改革方案、改革路径即便不是出自他手，他也是彼时改革这一最大的资源和利益调整的行动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只要有一点念头，安老的家人朋友就可能是亿万富翁，至少可以给子女安排一些肥缺的岗位。但实际情况是，家里不仅没有腰缠万贯的老板，还有个女儿是下岗工人。对比反腐浪潮中那些在关键岗位上大量落马的官员，以及那些虽然本身还没有落马，但是亲戚朋友都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官员，安老的清廉自守显得格外耀眼。安老也是遵守党纪国法的模范，严于律己，对上从来不搞吹吹拍拍，不搞私人关系。周恩来总理称他是“守法户”。安老还特别爱护干部，尊重干部的意见，不整人。我们在他手下工作，他一方面放手，我们有一些新的想法时，他一方面肯定我们的想法，不挑毛病，认为不错的还会上转给中央领导。在全面深化改革，每一步改革都触动利益而且有可能是损及改革者自身利益的改革的深水区，我们更要学习安老清廉自守，把改革中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私利之上的高尚品格。
安老的功绩、品德、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我们永远还念他！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第四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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